1971年，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稳健派，从文化大革命狂热分子手中稍稍夺回了先机。周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既能打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的同时又不招惹当时还在活跃的四人帮激进派的方法。通过邀请世界各国的乒乓选手来中国访问这一奇策他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乒乓外交终止了长年以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冷战阵营对中国的孤立政策。而另一个结果，则是我被突然卷进了中国—–一个苦苦挣扎于不近人情的国内政策所带来的伤害的中国。 1。 组织一支乒乓队去中国 　这段故事开始于1971年的东京，一个寒冷潮湿的春天。我们当时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中国将要参加那一年4月在名古屋举办的世界乒乓锦标赛。其后锦标赛顺利得以举行，且所有参赛队伍都在锦标赛结束后被邀请去中国。就连美国人都被邀请了。不过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澳大利亚队没有在被邀请之列。 澳大利亚无缘乒乓外交？ 　我以及其他驻东京的澳大利亚记者赶去联系杰克逊（医学）博士，他是锦标赛上澳大利亚队的经理。我的秘书最终找到了他，并且完全出于巧合。 他刚好正在参观一家在名古屋市郊的工厂。通过一通信号不是很好的通话，我询问了他最为重要的问题，澳大利亚队到底有没有被邀请去中国？毕竟如果连美国队都被邀请，接受，并被华盛顿批准的话，澳大利亚队也应该去。　杰克逊仅仅说，出于某种原因澳大利亚队并没有在被邀请之列。况且无论怎样，他和他的乒乓队都已经计划了在日本观光和训练，并打算在这之后访问台湾。中国不在他们的行程上。我不得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怎么会有一个有自尊的乒乓球队会错过去中国的机会呢？）澳大利亚队被无视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反北京政策比华盛顿的更加强硬更加恶毒。即使是这样，这仍然是个谜。 　谜底揭晓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故事。毕竟它跟中国有关，而中国始终是我心头的大事。我建议如果他之后会来东京的话，给我打一个电话。果不其然，一个星期后他给我打了电话。他正在东京站，并且需要寻找个便宜的地方住。我给了他一个日式旅馆的地址，建议他去瞧一瞧。一个小时后他给我回电话说，他正在旅馆，不过麻烦的是旅馆的人要他睡榻榻米，而他想住的是宾馆而不是什么“马厩”。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在这么一个阴雨天想要在东京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并非易事，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告诉他，他可以住在我家。不久他和澳大利亚第一乒乓女国手——一个体态丰满的16岁女生，一起出现了。 　一段三角关系就此展开。 　他和16岁的女孩住在我的早稻田公寓一端的洋式卧室。而我则睡在另一端的榻榻米上。我们偶尔会在早餐时碰面。在第四天的某一时候我告诉他，在名古屋时澳大利亚队没有像其他队伍那样被邀请去中国实在挺遗憾的。他问我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扫了一下早上的日本时报。 在第一版上醒目的刊登着一幅放大的照片——美国队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握手。上面说整个世界都被这个事件所震撼。　我指着报纸对杰克逊说，如果他也得到了邀请的话，他与他的队伍也能参与到这个全球轰动的事件中去。杰克逊眯了一下眼睛。直到那一天，他都还不知道其他乒乓队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对这个所谓的乒乓外交的开始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在日本有英文的报纸可以告诉他这些事情。　于是一段对话开始了。　他（指着照片）：“那是美国队的经理，我跟他很熟。”　我说：“你看，如果你也被邀请去中国的话，你也能跟他一起上报纸头条的。”他眼睛又眯了一下。　他说：“说实话格雷格，我们有被邀请去中国。”　我吃了一惊：“什么！ 你被邀请去中国竟然没有去！？ 为什么？”　他说：“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我们在名古屋之后访问台湾。”（原来就像华盛顿，堪培拉也提前获悉中国会在名古屋发出邀请。）（不过不像华盛顿，堪培拉执意的想要与万恶的中国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瓜葛。 所以他们通过堪培拉的驻澳台湾领事馆，安排球队在锦标赛后立即去台湾。）　我说：“不过你们没有去台湾。”　他说：“是的。 球队在名古屋后就解散了。 有些球员被邀请去东京与顶级的日本选手一起训练。 剩下的都回澳大利亚了。”　我说：“你是说，你拒绝了中国的邀请是因为你本来应该去台湾，然后你又没有去台湾？”　他，略显尴尬地说：“额，是的。 当我们得到去中国的邀请时，我不得不拒绝他。 堪培拉那些人已经把去台湾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包括签证。”　我说：“那你现在不去台湾了，还想去中国吗？”　他：“好吧，是的。 不过我完全不晓得其他队员现在都在哪儿，当然她除外（丰满的16女孩）。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去中国是不是太晚了？”　我说：“那不要紧。 中国很重视这次乒乓外交。 它希望尽可能多的球队访问。我会帮你查一下去北京的邀请还生不生效。 你可以在之后再作决定。”　他说：“无可厚非。“ 　我从他那里弄到了邀请他的中国体育委员会的名称，然后马不停蹄赶到了当地的电报局。（同时我跟在东京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也取得了联系，想弄清楚堪培拉会不会阻扰球队去中国。 他们的回答含糊其辞。）我以他（领队）的名义给北京发了一份电报表示现在他想要接受邀请，会组织好他的队伍并希望一个叫Gregory Clark的记者来负责报道此事。　在当天晚上，就从北京方面来了回信表示希望他能尽快带队访中，所有费用由中方承担，然后同意Gregory Clark随队前行。对于我，一个多年梦想去中国的人来说，喜悦之情无法言表。　不过仍旧存在两个巨大的问题。没有队伍，没有钱　１：杰克逊博士没有一支可以带去中国的队伍。如果没有队伍的话我就会失去这梦寐以求的去中国的机会。再者我也将要失去一个发往悉尼的关于乒乓球队访中的独家报道（这件事其他的驻东京的记者还一无所知）。　2：就算他有了队伍，他也没有钱。在当时那个年代，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香港外面的罗湖海关。 北京政府只承担从香港到中国各地的费用。如果队伍想要去中国，他们必须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从东京到香港那段旅程的费用，很显然他们的腰包已经在支付日本旅游的各种花销后变得空空如也了。我必须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并且一定要快。　首先，找到乒乓球队。　第二天，我的秘书发疯似的往每一座东京冰冷阴暗的乒乓大厅里打电话。她在试图打听还有没有澳大利亚队员在那里。我们最后找到3个。那个丰满的16岁球员被派去告诉他们，整理好行李准备去香港和中国。与此同时我暗中告诉了《澳大利亚人报》悉尼总部的Deamer我正在做的事情。报社能筹划资助去香港的费用吗？ 如果能的话，我会给他们一个震撼全球的独家新闻。　Deamer很快的回复说，没问题。　不过那个16岁女孩回来说有些球员不想去中国。 （中国在哪儿？ 貌似一个球员问道）他们更想要的是在那个冰冷阴暗的乒乓大厅里和日本球员练球。 　杰克逊进入香港。怎么办？我已经答应悉尼会给他们一个独家新闻。　所以我告诉杰克逊去趟香港，跟当地的中国人商量，并为自己谋得一个作为先遣部队进入中国的许可，好为将来澳大利亚球员的乒乓之旅进行安排。那样的话我至少能有个关于杰克逊行动的小独家新闻做垫底。但是我的这个小独家新闻，尽管在第二天的《澳大利亚人报》上非常低调，却使世人突然意识到杰克逊博士在香港的这个事实。乒乓外交热积蓄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能量。　世界都在争先恐后地敲开通向中国的大门。任何一支队伍，即使是一支匆忙召集的澳大利亚队的访华，都将成为巨大的新闻。就连厄瓜多尔人也因派出队伍访华而登上了头条！不出所料，就在几个小时后香港的媒体追查到了杰克逊博士在香港的宾馆。（香港媒体就跟我们在电话本上找人名一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宾馆旅客名单）他们正争先恐后地要闯入他的大门。杰克逊惊恐万分地给我电话。他的房间被记者发现已经足够糟糕了（我竟然能从电话里听到记者敲打他的大门的声音）更糟糕的是，在香港的北京办事处告诉杰克逊他们对于什么先遣的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必须要有一支队伍已经准备好去中国，并且是马上。然后，杰克逊接着说道，既然他去香港是我的主意，我就必须组成一支队伍，而且马上带到香港去。 荻村关系　事情到了这一关头，我回想起邀请澳大利亚球员在名古屋锦标赛之后在东京练球的正是日本乒乓协会主席，荻村一郎。荻村以他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有关加强与中国体育方面的纽带而闻名。我告诉我自己如果荻村知道我的困难的话，他会同意告诉澳大利亚球员停止在日本的练习，前往中国有多么重要。　我的计划成功了。　24小时后我有了一支队伍。或者说，多多少少像一支队伍，16岁的丰满少女和两名球员。 （另一个球员决定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去中国）在我们爬上最后一班前往香港的飞机的那一天，我在（飞机）踏板上交给我的秘书，但愿是更加准确的第二份独家的最后一页。4小时后我们降落在香港的启德机场。香港的北京办事处官员在那里与我们碰了面。我的下午是在香港媒体俱乐部，和一群兴奋的记者们一起度过的，他们所有人都想要得到一些消息，那些我已经发给明天的报纸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杰克逊医生，3个睡眼惺忪的澳大利亚乒乓球员，和两个（包括我自身的）澳大利亚记者，一同站在罗湖交叉口，等待着进入中国。（另一名记者，Vince，来自非常保守，反共的墨尔本Herald报）（他，而不是一个来自稍微非右翼的费尔发克斯集团的记者，被邀请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墨尔本微不足道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举行的微不足道的亲北京聚会的缘故，北京无疑视墨尔本为亲华的中心。）　将乒乓球队带入中国　不过我的问题远没有结束。我们提交了护照。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所有人在烈日下被扣在罗湖边等上了好几个小时。 为什么？终于一个脸色严厉的公安出现，告知我们不能进入中国。所有球员们的护照上都有未使用的台湾签证。而我有一个使用过的。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具有前往敌方领土签证的人不被允许进入中国。 　只有Vince可以被允许进入。 他没有那个不愉快的台湾签证。我随口说出了一些借口解释那个签证，并强调我们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最后，在与香港北京办事处进行了好几番的电话交涉后，我们终于被允许进入了中国。 随着我们踏上前往广东canton的火车（在当时那个政治上错误百出的年代，我们那样用英语称呼广东，今天它的正确名称为guangdong），我的兴奋有些按捺不住。　确实，当我们等待火车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几个从中国出来的失魂落魄的拉丁美洲人。（问起）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6周就1首曲子”其中一个人非常郁闷的说。但是就连这个也没让我担任何的心。我这十年来一直在中国周围徘徊，艰难地学习了这个国家的语言，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国家的政策做辩护，而如今，我终于被允许搭上通往这个中原古国的慢车。情感溢于言表。　进入广东。　在广东，我们被一小群拿着纸板的中共官员接站。幸运的是，这中间包括一位鱼先生，一位特意从北京被中国外交部派来的看似年轻而又老练的官员，来陪同我们。我们被带去了有名的东方宾馆，一家广东主要为迎接外宾而设的宾馆。宾馆招待着每年前往广东博览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这个博览会是（当时）中国与外界唯一的商业联系。　我告诉我自己，我们被安排在如此高档的宾馆意味着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我们此次访华的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不过这个自我满足感没有持续多久。在宾馆的邮局，我们发现北京还没有安排给我和Vince新闻采访证。这意味着如果我想发送那个报社渴望的新闻—“自1949年以来首位澳大利亚记者进入中国”将花费我1字1美元，且必须在傍晚前支付。我随身没有带太多的钱，而且已经太晚不能去银行。所以我能做的就只有发一份短的报道，说明我们已经全员到达了中国，并且将亲历乒乓外交这个历史性事件作为对澳大利亚长久以来针对中国的敌对墙壁的首次突破。 Vince则更为积极。 　他对乒乓外交的世界意义不是很感兴趣。取而代之，他从中国发出的第一份报道则是一个3000字的关于我们收到的欢迎热烈，关于中国女生在中山装下如何好看，中国菜如何好吃，以及中国啤酒如何好喝等等。不幸的是他没有将那份力作发回墨尔本所需的3000美元。他告诉电报官他之后再付钱，然后就回到了我必须和他一起住的房间里。我们两个都很筋疲力尽。 我这三天基本上没有怎么睡觉。 红卫兵 　正当我们拜倒在南中国的闷热下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连串发疯似的的敲门声。时间正好是凌晨。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涌入未上锁的门。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Vince还没有付钱。不用我多说，那些红卫兵讲的是中文，而且是飞快的中文。 Vince那个不讲中文的脑袋丝毫没能理解他们的话。红卫兵更加生气了，并试图把他拉下床。 我必须插手了。　我说，Vince没办法付钱不是他的错，因为中方还没有安排给我们记者证。 这个记者证会为我们的报社付钱作保证。 再者，毛主席教导过红卫兵去服务人民，而你们很明显没有为Vince做任何服务。红卫兵没有怎么信服。 特别是对于我试图用毛主席说事的态度。不过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已快昏迷的Vince毫无办法。 他们走了，并发誓会报复我们。 被逐出广东？　第二天早上当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就感受到昨天那个欢迎的态势已经没有了。的确，昨晚的官员现在看我的脸色带着严重的鄙视和沉默。在他们旁边的是鱼先生，他看起来很担心。鱼把我带到一边。在一个低沉严肃的语调下他告诉我，他和官员们一整晚都在应付那些红卫兵。红卫兵要求我因我不能被接受的行为立即被逐出中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诋毁毛主席（却对真正的罪魁祸首Vince只字不提）。在经过6个小时的紧张辩论，那个老道的鱼才最终说服红卫兵狂热者允许我住下。不过要在我主动道歉的前提下。　我暂且估量了一会儿。　我花了我大部分成人时光用来学习中文，写一本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书，为中国着想，保护中国免受歧视。更重要的是我反抗了我自己的政府并一手策划组织了一支中国急需的乒乓球队。然后当我终于到达了中国，才发现这里有些人要我在第一个晚上就被驱逐出境。这也太奇妙了。但是我还是压住了我的自尊，然后按照鱼先生所说的去做了。　我被允许继续待在中国。 在中国各地看乒乓　在广东的表演赛结束后我们前往到上海。在飞机上遇到了由Shirley MacLaine带领的美国女性代表团。她们过来了解中国女性解放的情况。她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是一位羞怯的空姐。 她们恳求她告诉她们关于她自身的解放。那空姐没什么可说。事实上她什么都不想讲。很明显她被那些身形骠悍，咄咄逼人的自由美国女士给吓到了。 　上海没有比广东好到哪里去。 和广东一样到处是散乱的群众和口号，还有昏黄的旅店。一天晚上在我观看一个又一个乒乓马拉松的时候，鱼先生上来告诉我说他有好消息。几个从东京来的澳大利亚记者要和我们汇合。是一个Ssu..Ssu先生。 他重复了好几遍名字，试图得到正确的发音。 他的上海口音没有帮上任何忙。不过他不需多说。 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Ssu先生除了Max Suich以外就没有别人了。　Suich是Fairfax报在东京的代表，这次他被我狠狠的抢先了。不仅我在他眼皮底下聚集了一支澳大利亚乒乓队，而且在他或任何澳大利亚记者意识到之前成功地将他们带出东京，进入香港。这是一个经典的，老式的独家报道，是一种尤其会被老一辈所赞赏的写作方式。不过Suich在悉尼的老板可不这么想。 Suich必须做些什么扳回一局，要不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他们也不用担心。 自从我的新闻在报摊上被发布的那一瞬间开始，Suich就开始夜以继日地给北京打电话，要求给予他们Fairfax新闻集团签证。　在经过一周不间断的电话轰炸后，北京终于松口了。然后在他得到签证之后，他不仅抢在我们之前一两天到达北京，还试图抢先报道新闻。他发了一份报道告诉全世界，说他才是自1949年解放以来第一位到达中国首都的合法的澳大利亚记者。 （当然了，Wilfred Burchett在他之前到过北京，不过他不‘合法’） 北京时刻 　到达北京后，我们被给予了通常只有给予那些被中国视为友好的非洲国家统治者才有的热烈欢迎。在一个大的官方宴会上，杰克逊博士则被视为上宾。 第二天我们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在那里见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总理。我一直保存着一张世界最大国的总理欢迎一位不知名的南澳大利亚医生的照片。　在我存放照片的箱子里，我还有一张褪了色的我与周的照片。他直视着我。我则稍稍鞠躬，日本人式的。 1971年4月北京 　我在这次会见后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匆忙搭建的大会堂墙上的裂缝。另一个则是其他人也写过的，周的强大的气场。他会给你一种感觉，让你觉得这是一位拥有深度和智慧，夹杂在权力与苦难之间的人。 更多问题 　与周见面是一回事，在那个狂热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应付他的人民则是另一回事。我很快从受人尊敬的上宾转成了可笑的存在。　它始于第二天，当时我们这群新闻人（这之前已经有一些澳大利亚电视工作者提前到达了）为了观看与中国国家队的比赛而朝北京乒乓球馆走去。那是一个重要的比赛，而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门票也能进去看。 我们以为我们的记者证件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不过门卫坚定说，如果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再一次的，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我这个唯一会中文的人的肩上。我询问了那个门卫的名字。 他说姓张。我告诉他我们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飞过来观看这场比赛，而现在我们由于他的缘故要原路返回且空手而归。等我们回去，我们会写各种关于张先生如何阻扰我们报道这场伟大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球赛的报道。他明不明白他将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与澳大利亚人民间的友谊造成巨大的伤害？ 他晓不晓得他将要为这个伤害付直接责任？　张先生很不情愿的放我们进去了。 不过很快，胜利就遭到了反击。比赛结束（我忘记哪方赢了，不过又是中国人好像要尽所有力量保证澳大利亚队赢。） 后，我和Suich乘一辆出租车前往中国外交部正式提交证件。途中，Suich叫停了出租车以便拍一些贫民窟的中国儿童的照片（Fairfax报爱死了那样的照片了）。在那样的时期，拍摄中国贫民窟的景象等同于诋毁伟大的中国人民。 一位气势汹汹的警察出现，要求Suich交出照相机，并随他前往附近的警局接受审问。　再一次地，轮到我去做交涉。我重演了先前给张先生看得那种愤慨的情绪。最终，我们被允许离开，不过好景不长很快这次胜利也遭到了反击。 在中国外交部 　到达外交部后，我们被指示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屋子里等候。 负责澳大利亚关系的官员会来接见我们。与此同时我在想象那个官员进屋后会如何地认出我并欢迎我，作为澳大利亚队伍里唯一一位会讲中文的人，并且在过去曾为中国辩护过，此次又为澳大利亚的队伍进入中国做出巨大贡献，并在途中公然反抗了堪培拉这个恶毒的反华政府的人。中国官方一定会知道这些，并会非常感激我。　我还能想得更错吗？　最终一位非常严肃的官员进来并且确实认出了我。不过并不是为了给予赞赏和表达谢意。他说外交部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张先生和一位匿名的警察的报告指出，有一位会讲中文的澳大利亚记者做出了有辱伟大中国人民的举动。　那个人是你吗？ Clark先生？我在嘴里嘟囔说我被误会了，然后看着官员转身给予了其他记者热烈的欢迎。他祝贺他们为打开中澳关系作出了贡献。我一个人被丢留在角落里。这是我的第一个教训——中国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有多么的狭隘、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和澳大利亚 　最后我们发现，这次乒乓访问的确帮助打开了中国和澳大利亚国交的大门。然而却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想方设法地把我拒在门外。 小麦外交 　就在我们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Suich，Vince和我被邀请到了由外交部组织的送行宴会。它是为了给我和Suich渴望得到的，一个正式的关于中澳关系的简报。在小心的，慎重的语气下，我们被告知如果堪培拉继续坚持它的敌对的，反北京政策，中国将不会购买澳大利亚的小麦。的确，在未来，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愿意从更加友善的加拿大购买小麦。Suich和我都毫无困难的意识到了我们接受到的信息的重要性。 Vince更加刻薄些。‘典型的共产主义宣传’当我们都去提交我们的故事的时候，他嗤之以鼻地说。但不久Vince就给了我一句之后我常常引用的与写作相关的非常好的段子。　宴会之后的第二天清晨，鱼叫上我们以便确认我们得到了昨晚的信息，并添加了一些材料关于北京在未来将把澳大利亚从小麦购买单上除去的决意。Suich和我在前天晚上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报道。 截稿时间延迟了意味着我们有机会重新排档。（我记得Vince因为还在床上，错过了鱼的话）　在前往机场那天清晨，我和Suich都在慌忙地修改我们先前的故事。 Vince对此显现出了轻微的藐视。‘好新闻的第一条原则’他一本正经说，‘是从开头就把故事写好。 那样的话你就不用重写了。’这确实是一个好原则（那天早上的情况除外），并且我也羡慕那些能保持它的人。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得了重写慢性病的人。 澳大利亚的反应 　不需我多说，我们的‘北京威胁将停止购买小麦’的报道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显得异常醒目。（Vince的故事则，很明显，更多的是关于宴席）同样明显的是，堪培拉的保守地方自由党政府对此非常的沮丧。卖不出去小麦的话地方党的联盟党将不得不面对异常愤怒的支持者。此前他们还试图声称小麦的销售与他们的反北京的态度无关。我们的报道将使他们非常的尴尬。　的确，我们的访问已经令他们非常尴尬了。这还要归功于此次访问在媒体上所受到的欢迎。5月11日，尽管我们的乒乓之旅还在进行当中，外交部就宣布将对对中关系进行评估。外交部一直以来都是堪培拉反华的急先锋。 它的态度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 特别是考虑到它曾是促使乒乓球队前往台湾而非中国的始作俑者。 Whitlam的联系 　意识到事态正在发生改变，工党的高级官员Mick Young决定安排ALP党首Gough Whitlam访问北京。他希望这会让堪培拉的反北京保守人士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他最先的举动之一就是在我回到东京后给我打电话确认小麦禁买的事，并且希望了解Whiltlam将受到何种待遇。他接着解释道，Whitlam对进入敌对国家非常犹豫，他想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险。（Mick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作为极左贸易联盟的代表的时候。 因此也在中国十分受欢迎。 我对他十分了解，是通过在堪培拉的Walshhe和Menadue的介绍，以及他几次通过东京进出中国的机会。）（作为从南澳大利亚剪羊毛的小屋一点点得到晋升的人，他对人的行为有很敏锐的触觉。 他在Alp和在澳大利亚社会很广的范围内拥有的深深的名望绝非偶然。）（他曾给过我一些洞见，这些独到的眼光深深的影响了我日后关于日本的写作。）（在日本，虽然它自称有封建的等级分化，但是他却没有怎么感觉到公司司机和搭乘它的精英乘客间的等级意识。 但是在中国，虽然它声称平等，但是它的司机实际上却举止卑微。）　多亏Mick的努力，Whitlam在那年七月，也就是我们的乒乓之旅3个月后就得以访问中国。 很明显他是在借我们的访问所带来的，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宣传的东风。Whitlam访问的另一个目标是去继续我们的小麦故事，来证实堪培拉的反北京政策的确有可能对澳大利亚的农村产业造成巨大伤害。它在与周恩来的历史性见面中累积到极致。 我们在几个月前见过周，且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　Whitlam的访问在澳大利亚带来了极好的关注。 尽管那群Faifax和Melbourne Heral的右翼记者试图批判Whitlam在与周恩来的见面上过分恭敬。 （看来，他更应该给中国人上一课，告诉他们共产主义道路的邪恶。）在堪培拉那边，非常善忘的Billie McMahon的LCP政府声称周像玩弄鳟鱼一样玩弄了Whitlam。 他试图为反华增势。　不过这可是一步臭棋啊，Billie。　就在一两天后，世界发现就在那个鳟鱼访问北京的同一时刻，Henry Kissinger正秘密访问北京，为了组织来年二月Richard Nixon的访华。 鳟鱼归来 　Whitlam决定经由东京返回澳大利亚。（因此）我得以在他入住的东京的酒店见到他，并告诉了他关于Kissinger的秘访。Whitlam爆发出了他独特的参杂着讽刺的喜悦。他一直擦着双手来回徘徊于他那酒店的小屋子：“嗯，我想确实有一条鳟鱼被玩弄了是不？ 等我回到堪培拉，一定要让他们看看谁才是鳟鱼，而谁又在玩弄它。”华盛顿事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Kissinger的访华消息给它所谓的亲密伙伴堪培拉。 而在堪培拉，Whitlam已经把McMahoo玩到了极致。自由党党首再也没有从这次挫折恢复过来。 他的政府在次年十一月的选举中惨败。 更多的访华 　随着1972年Whitlam被选为首相，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很快建立起来。就在短短一年之内，我完成了三次访华。其中之一是为了报道在那里的大使馆的启动仪式（Stephen